1994年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武断地说过，现在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在十几岁时写出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这样大的诗句了。
现在想也许是因为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。我们追随着社会的大趋势对孩子们的判断越来越简单，最起码不会像《世说新语》中描写的那样——与很小的孩子讨论哲学的问题。我们的判断简单如：他们是否顺从听话，是否在期末考了个高分，她们能否最终考上大学，而后能像父母设计的那样长大成人。
至于她们是否快乐，是否健康，午夜是否因为某种情绪而失眠，那都不重要，因为他们是孩子。而我们总是把孩子当成孩子时，一是他们长起来确实很慢，再就是我们会对他们的突然的改变惊讶不已。其实孩子们的成长永远是我们难以对付的。
再有就是我们对孩子们的这一群体的关怀没有对一个个体的孩子（自己的）关怀来得重。想想为什么觉得普希金、卡尔维诺这样的大作家更为亲切，前者为孩子们写过动人的童话诗，如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、《鲁丝兰与柳德米拉》等，而卡尔维诺为孩子们编过最为动人的《意大利童话》，作家们对儿童群体的关注，应该是一种责任。
孩子们自己写的书，我几乎没有读过，这样的书原本就很少，再有孩子们写的文字“没考虑过文学，更没有考虑过文坛”（鲍尔吉原野《成人不宜》序）。她们为自己而写作，大多时写之前就宣称了，这些文字不会拿给别人看。所以很多孩子在写作时，并没有想到要拿来发表。“爸爸妈妈老说我现在不写诗了，其实我仍然在写，只不过不给他们看罢了。”（唐磬《鞋子里的老鼠》后记）“……我日记里好多内容属于‘绝对隐私’，虽然我清楚现在越是隐私人们越爱看，但我绝对不会为此出卖自己。”（鲍尔金娜《成人不宜》后记）。
但就是这样的文字一旦读到之后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震撼。孩子们她们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丰富得多，她们的欢乐和忧伤比我们的健康，更近自然，她们的真诚所带给我们的感动犹如信仰。她们常常会把我们在生活中叠加起来的复杂、虚伪一语道破，她们就像《皇帝新衣》中的那些孩子们一样，尖锐且痛快淋漓。
冯梦龙说过“但有假诗文，无假山歌”。孩子们的文字最该赞赏的就是他们的如山歌一样的率直。他们不左顾右盼，绝不想说不愿说的话。
毕加索说过一句话“我毕生向儿童学习”。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调侃似的居高临下，其实不然，想想他的画中的那种绝不约束感觉吧。儿童展示出的大胆和自由在多少成人的身上还能留下来呢？你有时苦思冥想等来的妙笔，不是被她们举重若轻的小手一挥而就了吗？
我很功利地说出向儿童学习，也许会被那些写作的孩子们不屑，因为从本质上来看，她们的写作更为接近文学的实质，一种没有附加条件的纯粹的写作，这样的写作从根本上来说就已经占先了，而一个成人能怎么样的清洗，才能把自己洗得这样纯粹。
我是在读罢《女孩四重奏丛书》后有了以上的感想。这四本书分别是《鞋子里的老鼠》唐磬著、《成人不宜》鲍尔金娜著、《蓝色发带》马天牧著、《蓝色圣诞》张昭著。她们中最小的14岁，最大的18岁，都是80年代出生的女孩子。她们的写法不一，性格不一，但展示出的真挚都是一样的。“我写的是真实的生活，真实的感受，比起有些大人的矫情的文字，相信你们能看出我的坦诚。”（马天牧《蓝色发带》）；“我真想留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欢乐，我的汗水，我的悲伤，在这似懂非懂的年纪……”（张昭《蓝色圣诞》）。这些文字的真实性带给我了一种非常动人的熟悉的陌生感，因为她们的新鲜和坦诚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女孩的父亲。
还有个共同点就是，她们四个孩子的父亲乃至母亲都是作家。我想这一点并不重要，她们是千千万万在深夜或寒暑假写作的孩子们的一小部分。她们的写作几乎与她们的父辈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即使那四位父亲唐晓渡、鲍尔吉原野、马合省、林莽在书的序言中极为多情地写出了许多缠绵的话之后，我也觉得那种文字间的联系没什么必然性的。
最有意思的是四位父亲的序言都写得深情乃至热烈（我几乎要用谄媚这个词），竭尽表现了父亲深切的爱意——倒像个孩子，而四位女孩子的后记都写得非常冷静而大器，年龄越小的越是如此，这之间的关系真是让我们觉出了一种温暖与深意，我感觉到了一种幸福。
这套书的策划者是诗人张洪波，应该感谢他介绍了这样的四本好书给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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